在第七届中国诗歌节期间，由郑州市豫剧艺术中心打造的豫剧《杜甫·大河之子》在河南首演凯发平台。该剧由王晓鹰担任导演、原长松担任编剧、张海龙饰演主人公杜甫凯发平台。

　　杜甫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要以其为主人公创作一部豫剧绝非易事凯发平台。一方面凯发平台，豫剧是极具乡土气息与地方特色的剧种凯发平台，创作者需在把握剧种规律的同时，对杜甫的诗人形象进行塑造；另一方面凯发平台凯发平台凯发平台，杜甫个人命运曲折浮沉，牵系着大唐由盛转衰的社会背景，遗留了数量众多、蕴藉深刻的诗作，如何在有限的舞台时空内对繁复的题材进行取舍也是一个难点凯发平台。

　　全剧以“一点一线”的剧作架构将上述问题进行了成功处理。“一点”即特殊切入点，该剧创造性地将杜甫诗作《石壕吏》中老翁石伯一家作为切入点凯发平台，从青年杜甫结识石伯一家切入剧情，其后杜甫参与、见证了石家辛勤耕耘、被征徭役、远行求助、家破人亡的经历凯发平台。石伯一家勤劳朴实的形象，真诚热烈的情感凯发平台凯发平台，悲惨凄怆的遭遇在豫剧艺术家的演绎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凯发平台凯发平台。这“一点”为剧中的杜甫开辟了参与者、亲历者（而非旁观者凯发平台、见证者）的新视角——与石伯一家的交往过程是杜甫不断贴近凯发平台、理解普通百姓的过程凯发平台，是剧作者不断强化杜甫与人民联系的过程凯发平台，更是深刻展示杜甫在与人民相交中铸成人格与诗格的过程。

　　“一线”即以人物情感为基础的剧作主线，全剧不以书写杜甫一生为目的，而是抓住其“大河之子”的身份凯发平台，重点挖掘人物情感、展现内心冲突。贯穿全剧的“大河意象”可看作是“点”与“线”的交会融通凯发平台。杜甫出生于河南巩义凯发平台，是名副其实的“大河之子”凯发平台，“大河”不仅代表了哺育他的母亲河黄河，也涵盖了生长在黄河岸边以石伯一家为代表的百姓，大河承载着他们的喜怒爱憎，“大河之子”杜甫与之血脉相连凯发平台，情感相通凯发平台，因而乐其所乐，也忧其所忧。

　　导演用“诗的逻辑”构建这部以诗人为主人公的剧作凯发平台，“诗的逻辑”构成“诗化意象”凯发平台，使剧作在“可信”的基础上凯发平台，进一步表现出了人物形象的“可敬”“可爱”，强化了舞台效果的“可看”“可听”。以剧中表现杜甫笔涉时代与人民的片段为例：在第二场“大河之都”中凯发平台凯发平台，石伯一家因二子征丁、石伯被打向杜甫求助，没有官身凯发平台凯发平台、贫困潦倒的杜甫无力帮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石伯一家离去。导演打破固有的时空逻辑，让百姓装扮的歌队与杜甫进行对话凯发平台，将舞台转换为展示杜甫内心世界的空间。歌者三问凯发平台凯发平台，循序递进凯发平台，辅之以音乐的不断强化凯发平台凯发平台，有层次、有力度地表现杜甫从爱莫能助的苦闷到重新坚定“诗是吾家事，笔传世间情”的心声。这也反映出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基调——杜甫的苦闷从来不是因为求官不得、怀才不遇凯发平台，他求官的目的始终都是为了实现为百姓进言做事的理想。

　　再比如第三场“大河之魂”中，长安沦陷，安庆绪以性命威胁杜甫作诗，剑拔弩张中，杜甫向众人提出了“何为长安”之问。何为长安？长安是盛唐风流人物齐聚的都城凯发平台，是王朝盛极的标志，同样也是杜甫半生求官，几无所得之地。杜甫痛饮一番后走上桌案凯发平台，在众兵士的簇拥仰望中边唱边舞凯发平台，以《饮中八仙歌》的唱段作答凯发平台，歌中唱的是盛唐文人群体的豁达浪漫凯发平台凯发平台，但体现出的是今昔对比中杜甫的痛苦凯发平台。人物的复杂心态不再囿于直抒胸臆式的传统表现手法凯发平台，而代之以空灵诗化的呈现。这种手法也反映出创作者对历史题材的创作态度，即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将戏剧作为桥梁凯发平台，引领观众走近鲜活的历史人物，进入创作者设置的特定情境去体味、思索。

　　此外，该剧包括人物唱腔与主题音乐在内的双层音乐结构凯发平台，取材于古画的极为考究的道具、舞台背景凯发平台，与演出一起，共同构成了全剧厚重壮阔凯发平台、清峻深刻的审美格调凯发平台凯发平台。可以说，该剧以豫剧本身的朴直淳厚、兼收并蓄的风格特征为基础，通过各门类表现手法的更新融合，最终呈现出一种既符合主人公诗人身份特质凯发平台，又贴近当代审美特色的凯发平台，具有现代化气质的“豫剧新气象”。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凯发平台凯发平台。晚年杜甫曾在贫病中作如此慨叹，却不知其身后多少人向往、推崇、解读着他与他的诗文，回应着知音之说凯发平台。《杜甫·大河之子》这部来自诗圣故里的豫剧作品，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追寻着杜甫在黄河岸边的足迹凯发平台，延续着其精神与情怀——百年歌自苦，千载有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