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古代史中的鼎盛时期之一，结束了东汉灭亡以来360余年的动荡分裂和南北对峙，看似“分久必合”，实则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新的阶段。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表面上多个政权割据、对立的魏晋南北朝，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始终是其内在趋势和主流：民族间的交融不断增进，人们对统一的期盼日益迫切。唐朝的“大一统”可谓“大融合时代”结出的果实，其灿烂辉煌的文化、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皆由各民族携手创造。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与父亲唐高祖在汉时的未央宫摆下酒宴款待三品以上官员，觥筹交错、开怀畅饮之际，突厥颉利可汗起身舞蹈、来自岭南地区的酋长冯智戴即兴咏诗。面对此情此景，唐高祖欢笑、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也举杯庆贺，群臣欢呼连连。宴饮中各民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是唐初民族关系的缩影，也是统治者处理民族事务基本理念的展现。

　　唐高祖、唐太宗从执政之初就表现出开明、开放和包容的民族理念以及构建跨越农耕—草原文明复合型王朝的非凡气魄，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团结、和同为一家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与目标。从君臣奏对、诏书中可以看到，唐高祖倡导妥善处理前代的民族问题，平息战乱纷争，抚慰边疆诸族，谋求各民族的和睦与共同繁荣；唐太宗在继承父亲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资治通鉴》）他认为，中原稳定是使周边民族信服并归附的重要因素，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大一统”的实现应以德和恩义先行，包容和信任是凝聚边疆民族的关键，反之则会人心离散；君主应该以仁爱之心招抚和管理各族人民，要像对待家人那样爱护周边民族群体，才能实现各民族团结成一家。

　　唐太宗强调的“爱之如一”，可以消除隔阂、增进各族人民情感，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不仅得到此后唐朝历任皇帝的继承和遵循，还成为各级官吏、书生举子等广泛探讨与传播的重要观念，即使是强调“夷夏”存在差别的士人，也普遍认同“一家” 、“ 混一戎夏” 、“华夷无隔”、各民族同气连枝等说法。随着南北民族首领的来附、周边族群的不断融入，民族团结精神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内心共识，受到中原王朝、边疆民族群体的重视，正如迎娶了金城公主的吐蕃赞普尺带珠丹上书唐玄宗时所言：“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旧唐书》）他直接以家人、亲属来定义双方的密切关系，道出了各族人民的情谊深长，以及对民族团结精神的认可、赞美与推崇。

　　在唐朝“大一统”的理念和开明的民族制度、举措下，周边诸族由渐慕华风开始逐渐向内凝聚，参与国家建设。阅读唐代史料可以看到，各族人民投身军旅、政务的众多案例。一方面，各族人民可以担任文臣、武将，部分边疆民族官员凯发平台、军将还得到了朝廷优待；另一方面，汉族官员被派往边疆地区，处在与周边民族交往的前沿，其中不乏功绩卓越，受到各族人民称赞的好官员，他们推动了边疆开发及周边族群的发展，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爱国与否是衡量诸族文武官员人品、政绩、军功得失的重要标准。具有爱国精神的将领、官员不论出身何地、何族都会得到皇帝的嘉奖、同僚的认可、民众的拥护以及史书的撰写和流传。《书》专辟《诸夷蕃将传》一卷，集中介绍了唐代著名的21位少数民族将领，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才能以及在唐代军事、政治活动中的表现。整体而言，他们不仅有成绩斐然的战功，言行举止也表现出自己身为唐将的自觉和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认同。以唐贞观年间的将领契苾何力为例，他出自铁勒，在被敌军囚禁扣押时“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廷邪？天地日月，临鉴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书》），清晰表明自己的唐人身份和爱国坚守。唐太宗对他高度肯定和信任，认为他“心如铁石”绝不会背叛，当契苾何力受伤时还曾亲自敷药、慰问。类似的人物还有很多，如屡立战功的阿史那社尔（突厥族）、守卫边疆的李谨行（粟未靺鞨族）、担任文职的元邈家族（鲜卑族）等。多年躬耕于古代边疆民族军事史、政治史的马驰先生曾在《唐代蕃将》中感叹，边疆民族将领在唐朝，“大都能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参与唐朝的缔造、发展和捍卫。他们中的杰出者是古代中国统一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

　　将领之下，周边诸族的士兵也受到唐廷的信任。唐代名将李靖曾表达对各族士兵的看法，他说：“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凯发平台。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唐李问对》）指出汉族与周边诸族是一家，士兵们都承担着保家卫国的任务，没有什么蕃汉之别，都是在爱国精神的鼓舞下守卫边疆、维护稳定。可以说，唐代的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对于爱国精神的认同是一致的，它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忠义”观，而是在天下一家的前提下、各族人民对唐朝政治体认同的基础上，凝练出的时代精神。

　　唐朝内部向心力日渐增强、民族团结为一家、爱国精神成为共识，唐朝的外部情况如何呢？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在7世纪至10世纪，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有1000余年的积累与发展，成为亚洲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之一，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成为世界性大都会，持续吸引着外国来客。

　　以长安为例，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写道：“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都城，长安城市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如果我们漫步于唐代的长安城会见到大量的异域面孔、欣赏到不同国家的民俗风情。据学者统计，有数万外国人长住于此，从事外交、商贸、餐饮、文化、宗教等业务；短暂来访，进行货物贩运、求学、游历活动的异国人士更是不计其数。对于外来文化、异邦人以及舶来品，唐朝长期保持着友好且包容的态度。迎接远道而来的外国人，唐朝有开放的政策与规范化的管理条令、模式，官方、私人层面的往来在政局稳定时期都是畅通的，繁华的城市为他们提供住所、市场、交游空间。接纳丰富多样的外来文化，唐朝对外来物品的喜爱，并不局限于统治阶层的引领、“上行下效”，还包括民间百姓主动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互动，这种互动是双向，甚至多向的，自信的唐人不仅敢于、乐于吸收和传播外来事物，还积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创新。今日我们所熟悉的日常文化、生活，许多都可以归功于唐朝的兼容并蓄：异域品质优良、芬芳四溢的香药流入，成为中国饮食与医疗的组成部分；熬糖法、葡萄酒酿造工艺的传入与实践、普及等，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总体而言，万里赴长安的外国人士给唐代的城市增添了新鲜的色彩与活力，随之而来的是频繁且渐趋深入的文化互鉴、交往凯发平台，兼容并包的精神成为风尚。

　　陆上丝路洒落一地驼铃响，海上商船扬帆远航，空前繁荣的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客观保障，也彰显出大唐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从中国看全球史，唐代的丝绸之路可谓“承前启后”：从长安向西的经典之路，经西域连接中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各国，继承了西汉张骞“凿空”以来开拓发展的成果，延续文化互动风貌；以“广州通海夷道”为代表的海上航线沟通着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诸国，开启了海路贸易兴盛的新时代。陆、海丝绸之路并举，外来文化得到接纳，异邦来客受到朝廷的照拂，唐文宗曾下诏“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中国兼容并包的精神经由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地传扬， “唐人”以开放、包容、强大的性格特征成为全球史上古代中国的经典形象之一。

　　唐代民族团结、爱国、兼容并包精神的孕育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结果。回顾过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人口流动，各族文化碰撞、交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的学说成为数千年中华民族精神繁荣的思想渊源；秦汉之际，“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强盛的国力，激发了开放、进取的民族精神；时至魏晋南北朝，“大融合的时代”北方民族的融入、南方的深度开发，带来了活力与新气象。到了隋唐，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各民族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在“和同为一家”的共同追求下，民族团结的精神受到重视；各族人民从自在发展到自觉融入，积极承担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事务，爱国精神成为共识和品评历史人物的核心标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缔造出盛世景象，政治、经济、文化的优越地位吸引着世界各地来客，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唐朝开放、包容的精神成为古代中外交往史上的典范。

　　（作者廖靖靖，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12期）十二楼序诗法诗多直致诗的美学诗的技巧史伯石村画诀凯发平台诗道诗法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