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类《诗经》学文献是指专门研究《诗经》中文字音韵的《诗经》学文献。众所周知,《诗经》是讲究韵律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诗经》之语音亦发生了演变,用今音读古诗常有不能合韵协音者。于是,从音韵的角度研究《诗经》的著作便应运而生。

　　《经典释文·序录》曾记载说:“为《诗》音者九人:郑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肃、江惇、干宝、李轨。”见于其他史籍记载的隋唐以前从事《诗经》音创作的还有徐爰、刘芳、沈重等人。可见,从汉代郑玄开始,研究《诗经》之学者就已初步留意于诗文的音韵问题,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又出现徐邈等多家《诗经》音韵方面的著作,这说明此时的《诗经》学研究已超越出传统的文字诠释和诗旨演说而深入于《诗经》音韵专门问题的研究。可惜这些《诗经》音韵著作中,除徐邈《毛诗音》、刘芳《毛诗笺音义证》尚有敦煌残本或清人辑本外,其余皆散佚殆尽。

　　至唐代,陆德明始总集诸家之说,作《毛诗音义》,以明300篇之音。这是魏晋以来《诗经》音韵研究的总结之作,它不仅保存了魏晋时期许多《诗经》音韵研究的优秀成果,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汉唐《诗经》音韵之作凯发平台。现据徐邈、陆德明之作来看,汉唐学者主要是采用直音法和反切法注音《诗经》之文字。

　　不过到了宋代,《诗经》之叶韵说则逐渐兴盛起来。吴棫继承陆德明古人韵缓的观点,认为古字无定音,必须改读才能协韵,于是以音母为本,以传声相协,而作《毛诗叶韵补音》,以补足《毛诗音义》之未叶音者。此后叶韵说经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等的应用和推广,大肆流行,以致在音韵学上居有数百年的统治地位,直到明代陈第作《毛诗古音考》才开始打破。

　　陈第《毛诗古音考》研究了《诗经》之用韵与大致同时代的《易系辞》《左传》《国语》《楚辞》等基本相合,从而推断出《诗经》的用韵是以当时的实际语音为基础的。用今音读古诗之所以不协,并不是因为古无定音,而正是语音演变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以“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论点,论证古音,否定叶韵说,这就为清代音韵学的深入研究拉开了序幕。

　　清代音韵学研究,由顾炎武发其端,他首先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这一重视音韵学的观点,并著《音学五书》来讨论音韵学上的重大问题。其中《诗本音》以《诗经》用韵为主,罗列其他古书中的韵语作为旁证,以考证《诗经》古音,彻底否定叶韵之说,同时又将古韵分为十部。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等皆有音韵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是探讨古韵的分部。这对于进一步分析和研究《诗经》的音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音韵的角度研究《诗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由汉至清,关于《诗经》之音韵的论述,除了许多散载于传说类《诗经》学文献中外,音韵类的专门《诗经》学文献亦不在少数,仅清代就有数十种之多。由此可见,《诗经》学者对于音韵是多么重视。本文即以李调元的《童山诗音说》为对象,谈谈李氏在《诗经》音韵学方面的成就。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赞庵、鹤洲,号雨村,又号童山等,四川罗江人。与从弟李鼎元、李骥元号称“绵州三李”。肄业四川省城锦江书院,才情出众,考课屡居案首,人称“锦江六杰”之魁。游学江南,先后师从浙学名师俞经、李祖惠、查虞昌、钱陈群,并与邵晋涵、沈初等同学交好,深得浙学之要凯发平台。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曾官文选司、考工司主事,办事刚正,人称“铁员外”。后由广东学政改任直隶通永道。因劾永平知府弓养正获罪,发遣伊犁,后以母老赎归,隐居乡里20余年,居家著述以终老。清嘉庆《四川通志》、清嘉庆《华阳县志》《清史列传》等有传。

　　李调元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好学不倦,自经史百家及稗官野乘,靡不博览,群经小学,皆有撰述,当世称为通儒。其著述之丰,蜀中费密之后,无人匹敌。平生素以诗文著称于世,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著《童山诗集》《童山文集》被袁枚视作“名山之业”,与眉山彭端淑、遂宁张问陶时称“蜀中三才子”。戏曲理论著作《曲话》《剧话》,使之成为有清一代蜀中著名戏曲理论家。又宗祖郑学,主张由文字训诂入手以明经义,通经明道。其《易古文》《郑氏古文尚书证讹》《周礼摘笺》《仪礼今古考》《十三经注疏锦字》等,都以考校前人误谬、遗漏,以恢复“汉学”为旨归,具有明显的考据实学风格。其家富于藏书,建有万卷楼,藏书多达十万卷,时称“西川藏书第一家”,对恢复四川典籍文献传统贡献很大。所刻《函海》,搜罗历代蜀中耆旧文献,累至收书150余种,1000余卷,被称为“海内宗”,为历代四川文献的存传作出重要贡献。

　　在文字音韵方面,李调元也颇有造诣,著有《卍斋璅录》《六书分毫》《古音合》《童山诗音说》等。游学江南时,李调元曾师从查虞昌凯发平台、钱陈群等浙学诗文名家,深得声韵要旨。所著《童山诗音说》,即是综合运用声韵、训诂之法,来辨析《诗经》音读得失的一部著作。

　　《童山诗音说》凡4卷,卷首有《自序》一篇,阐释其撰著缘由及大要,云:“《诗》之音韵,自汉许氏《说文》而外,魏晋以来有之。陆氏《释文》,穷经者所不能外也。其于诸传注之外,博采前人音义,殆无遗剩……尝读《诗》,音切以及叶韵有心不安者,未敢附会,辄不揣固陋,摘其音读之误,每篇略举数端;至于俗字相沿,经史互异,亦概及焉。曰《诗音说》,以其要于《诗》之音韵为多也。”盖因古今音变迁,《诗经》音读后世已经不能协韵,学者又不能本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义,强作解人,故注释中每有误读误音,李调元乃取《说文》及《释文》等音韵资料加以考订而成是书。

　　李调元博采诸书记载,运用同书互证、同音通假等声韵考辨方法,对《诗经》中的音读之误逐一做了辨析,特别是对《诗经》音切及叶韵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用功甚勤,颇多创建。如卷一《关雎》:“‘钟鼓乐之’,《释文》谓‘乐’字叶韵宜,五教反。窃意作力告反为是。《大雅·韩奕》篇‘莫如韩乐’,今注音乐,力告反,与上文‘靡国不到’叶,是也。然方俗之语亦有传授,今北人呼‘喜乐’字,未有不为力告反者,况同在一经中,可以叶《韩奕》,独不可以叶《关雎》,无是理也。”其运用同书互证和方言左证的方法,对《释文》注《关雎》“钟鼓乐之”之“乐”字,依照叶韵读作“五教反”的结论进行辨析,持论有据,不作空谈,确有见地。李调元从一定角度对一味强调叶韵之法、忽略其字义的音读方法作了批评,在《诗经》音读研究中极具意义。此外,他还对因“俗字相沿,经史互异”等问题做了相应的考订,为《诗经》研究者提供了参考。《童山诗音说》对《诗经》音读、形义的考辨,在清代《诗经》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是书收录于乾隆本《函海》,共4卷,卷首无序。然清嘉庆十四年(1809)李鼎元重校清道光五年(1825)李朝夔补刊本《函海》却失收,故流传不广。清光绪七年(1881)钟登甲乐道斋重刊《函海》,再次收录印行,亦4卷,卷首有序。此次整理,即以清光绪版《函海》为底本,并参校清乾隆本《函海》。诗多直致诗筏史伯诗格诗法家数诗的技巧诗道十二楼序石村画诀诗法举隅